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智能手机使用障碍（SUD）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还可能导致视力下降、自尊心低下、物质主义倾向、睡眠障碍、抑郁和学业失败等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SUD的相关因素，如负性情绪、自我效能感、自尊心等，但其神经基础尚不完全清楚。为了深入了解SUD的神经机制，特别是负性情绪在其中的作用，尹玉龙课题组通过静息态脑电图（rs-EEG）和最小生成树（MST）分析，探索了大脑网络拓扑结构与SUD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大脑网络拓扑结构是否与智能手机使用障碍存在关联？负性情绪是否在大脑网络拓扑结构与智能手机使用障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为此，研究招募了113名年轻、健康的成年参与者，通过问卷调查和rs-EEG数据收集，分析了大脑网络拓扑结构与SUD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了MST分析方法来量化大脑网络的拓扑结构，并选择了四个关键指标：叶分数（LF）、直径（D）、卡帕（K）和树层次（TH）。同时，采用负性情绪量表和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分别评估了参与者的负性情绪水平和SUD程度。

研究发现，在alpha波段和delta波段，大脑网络拓扑结构的卡帕值（K）和叶分数（LF，仅限于delta波段）与SUD呈正相关，而alpha波段的直径（D）与SUD呈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过度无标度的alpha和delta波段大脑网络可能是SUD出现的神经基础。进一步分析显示，负性情绪在alpha波段的卡帕值和直径与SUD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而在delta波段的卡帕值与SUD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支持了负性情绪和SUD共享相同的神经基础，且负性情绪在大脑网络拓扑结构偏离与SUD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本研究得出结论：过度无标度的alpha和delta波段大脑网络拓扑结构是SUD的神经基础之一，负性情绪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

该研究不仅填补了SUD神经基础研究的空白，为理解SUD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还为未来的干预和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揭示大脑网络拓扑结构与SUD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研究为开发更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支持。此外，研究成果还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健康、合理的智能手机使用习惯的形成，减轻SUD对个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促进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本研究已于2024年2月6日在中科院1区期刊《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上发表。尹玉龙副教授是本文第一作者。本项目受到2022年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支持。

 论文信息：

Yin, Y., Li, X., Lau, J. T. F., Nan, S., Ouyang, M., Cai, X., & Wang, P. (2024). Negative emotion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opology of the complex brain network and smartphone use disorder: A resting-state EEG study. J Behav Addict, 13(1), 120-133. https://doi.org/10.1556/2006.2023.00077